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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四点二十分,母亲被推往手术室,经过天桥的时候,躺在平车上的母亲向右侧了一下头,疑惑地问:
“你们要把我推到哪里去?”
“给你去检查病。”走在身边的尕女回答说。尕女是母亲对最小女儿的昵称,她的名字白采萍。白采萍今年四十九岁了,她的身材本来像年轻时候的母亲,端端正正。可如今面颊憔悴,下巴拉长很长,嘴角翘起来。在人们的记忆中,她是一个美丽的姑娘,但自母亲脑梗以来和自己得了卵巢囊肿之后,不到两年时间,就变成这样了。白采萍在渭源县教师进修学校当老师。母亲做手术,正好学校放寒假,她来定西服侍母亲。
天桥搭在住院部和门诊部两座楼之间,它是一条连接通道,两边着安装着玻璃,顶上有塑料棚。这里的光线比病房里的亮多了,使母亲的眼睛有些不适。她躺在平板车上,身上盖着白布被子,枕着荞皮枕头,满头的白发有些散乱。她把两只胳膊伸出来,做出要摸一下什么的动作。
“这是啥地方?”母亲担心又好奇地问白采萍。刚才白采萍给她说过要去检查病,她应该知道这里就是医院,可是她想不起来了,脑梗给她留下了后遗症,眼前发生的事情很快就忘记了。
母亲那双有块云翳的眼睛充满疑虑和恐惧。虽然母亲的神志远不如脑梗以前了,但经过一年多的治疗记忆和判断力在慢慢恢复。她知道自己不能走路了,胯骨那里疼痛,孩子们要给她治疗,但只是她分不清这是在什么地方,好像不是原来的地方。她仔细辨认着,忆想着,但还是没有想起来是哪里。
母亲的判断是模糊的,但也有清晰的一面。她从车轱辘在天桥上滚动时发出的轰隆隆的声音,猜到这不是原来的地方,她被转移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两年前母亲脑梗时住渭源县人民医院,这次骨折头之后的头三天也住在那个医院里,后来决定到定西市人民医院做手术才把她转来,前天把她接到定西市人民医院来。
母亲是前天坐救护车来的,剧烈的疼痛和脑梗的后遗症使她难以判断自己所处的位置和所得的做的事情。给她解释没有用,她不相信自己的腿子会被折断。但她只知道自己的大腿在疼,疼急了就喊叫说:“你们看看我的大腿怎么了?疼得很。”听见她喊,跟前的人就捏捏她的腿,轻轻按摩一下,母亲就觉得不那么疼痛了,好受一点了,安静一会儿。母亲安静下来的时候,已经被忧虑、紧张、瞌睡和劳累搞得头昏脑胀的儿女们一个个垂下来头来,赶紧小憩几分钟。他们倦怠的脸容比母亲苍白的脸色还要难看,他们已经被折磨得苦不堪言。
母亲叫张璧兰生于一九三二年,今年八十五岁,安照农村人的算法,她就八十五岁。母亲共生了六个孩子,五女一男。除了远在青岛的二女白采桂和在张掖中学工作的四女马采红之外,其余的四个孩子今天都在场。此刻推着车的是她的三女婿,他叫刘西文,中等身材,鬓角有了白发。他在市政府某机关工作,请了假来医院服侍丈母娘。刘西文的妻子是三女,叫白采莲,就走在车旁,指挥着丈夫如何推车。白采莲又胖又大,短发,有唇须,毛茸茸的。另一边走着的白采萍个头和她三姐一样高,但身材瘦得多,头发扎成一把刷子。她的眼睛不好,戴着近视眼镜,表情忧伤。她低着头,紧紧抓着车子,不时地把被子往好里折一下。跟在车子后面的母亲唯一的儿子,叫白采峰。他身材高大魁梧,挺着啤酒肚子。白采峰当过兵,至今走路保持着军人的风格,腰板挺得笔直,看起来器宇轩昂。他走路的脚步很重,踩得天桥的大理石地板咚咚发颤。白采峰转业后在兰州铁路局组织人事部门工作。留在病房里看守东西的大姐叫白采梅,当过乡镇干部,后来在县劳动局工作,退休已经十年了。她的丈夫叫周学文,是省地矿局的工人,也早已退休在家。刚退休的时候,他在渭源县城里开一家粮油小卖铺,生意还不错,可是后来他的一个同学搞建筑工程,从周学文的铺子里赊了许多面粉,不料他后来失踪了,小卖铺被打垮了。此后,周学文就什么都不干,下棋度日。他做得一手好菜,可是平常懒得动手,家里的饭还是白采梅做。丈母娘到定西住院之后,每周学文留在家里给外送女做饭。
此刻,白采梅留在病房里看东西,她痴痴地坐着,手里捏着母亲的衣服,眼簌簌地往下流。
母亲要做手术,儿女们的心情是十分紧张的,她们已经进行了几次激烈的争论。在渭源县人民医院的时候,意见就出现了分歧。究竟做不做这个手术,大伙心里没有底,一遍遍地问大夫。可是渭源的大夫们也没有底,他们不敢做这个接骨手术。倒不是技术问题,而是母亲已经八十三岁了,她能承受如此重大的手术吗?即使手术成功,她又能活多少岁?忍受了剧烈的疼痛,人要还是站不起来,或者活不了几个月,做这个手术有什么意义呢?何况母亲得过脑梗,后来又犯过一次,要是再犯就没有救了,还有做这个接骨手术的必要吗?
白采莲在定西市人大机关工作,熟悉定西市人民医院的外科大夫岳正一,他被请到渭源县人民医院,对母亲的病情和身体状况全面做了检查,经过反复研究,他说:
“老人的精神状态良好,手术后可能还要活几年,即使活三个月也应该做。不能让老人睡在床上熬日子,等死。”岳大夫四十多岁,中等身材,人很精干。他检查的时候一言不发,在心里盘算了很久,一旦做出决定,语气格外坚定。这样就给家属们几天的争论画上了句号。儿女们的意见虽然不统一,但都尊重大夫的意见。最后白采莲拍板定案,她说:
“反正妈妈已经八十三岁了,就是手术万一不成功,就是下不了手术台又有什么关系呢!要是手术成功了,还能多活几年。活就活得像个样子,睡在炕上就要受许多罪。”
母亲被转移到定西市人民医院。因为在渭源已经做了各种检查,定西市人民医院没有再拖延时间,做了必要的检查后即可决定手术。
可是要不要做手术,这个在渭源已经决定了问题,到定西后又被提起来了。白采莲一再坚持做手术,她的话大家是赞同的。但这并不能解除大家对母亲手术的担忧。尤其是白采梅这些天由于担心母亲会有不测,情绪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她惊慌失措,寝食不安,老是叹息和哭泣。马采红也从张掖打来电话,主张能不做就尽量不要做,“老年人手术后伤口很难愈合,也很难康复。”岳大夫又一次走进住院部八楼十二号病房,给家属解释手术的特点和病人的情况。之后,家属们的情绪才平静下来,头脑变得冷静多了。但要真地去做手术,大伙的心又再度紧张起来。当护士通知后,大伙的心情又波动起来,仓促地准备着,手忙脚乱。母亲睡在平车上被推出病房的时候,白采梅已经泪流满面,白采萍也开始悄悄流泪。这不是一般的手术,母亲来说是个大手术。对母亲能不能扛得住,就要得到检验了。“她要是从手术台上下不来,”白采梅开始嘟囔,她虽然忍耐着没有哭出声,但内心浪涛已经在翻腾。白采梅的眼睛本来就不好,这一哭眼圈红肿了,眼泪哗哗地往下流,她一把一把地摸着眼泪。但为了不影响到大家的情绪,她转过身去。见她这样,白采莲决定把她留在病房里看守东西,其余的人都送母亲去做手术,在手术室外面陪伴母亲。要是有什么事情,大伙在第一时间就能做出反应。
过了天桥,是一道门扇中间装有玻璃的双扇门,白采莲说声小心,刘西文放慢了速度,白采萍侧了一下身子。母亲被推进一个宽敞的过厅。过厅里光线昏暗,母亲不安地转动着眼球,想弄明白这里是什么地方,她的目光中充满了疑虑。她想问,张了张嘴,左右看看,见她的孩子们在身边,又闭上了嘴。只要她的孩子们在自己身边,母亲就没有顾虑。过厅的墙壁上贴着白色瓷砖的墙,铺着灰色大理石地砖。灯光从白色的天花板上反射到地面上。南边有一扇门,一扇门也是蓝色的门面,“工作人员入口”,门楣上写着“麻醉手术科”。正面是西面,有一个门,铝合金小门上面写着“病人通道”,它的左边旁边有一个小门,里面摆放着一张桌子,是家属签字的地方。过厅的北面有一个红色的小门,里面是医务人的专用电梯。
电梯房的后面是一个宽大的休息室,里面摆放着几排铮亮的银灰色金属椅。这是专供病人家属休息的。北边有两个紧闭的门。今天没有别的病人手术,休息室里静悄悄的,没有一个人。
这时,手术室的门“哗啦啦”打开了。出来两个护士,她们穿着白大褂,戴着口罩,头上是耸起的花帽子。她们朝母亲走过来,从三刘西文手里接过平车,朝手术推去。母亲惊恐地看着她们,又看了一眼身边的尕女,想说什么,却没有说出来。她想坐起来,但是没有力量。在大家的注视中,母亲被推进手术室了,那扇金属门发出嗡嗡的声音,重重地关上。随车往前走的人同同被挡在门外,他们木然站在那里,茫然无措。
有两位大夫从工作人员通道进去了,他们脚步匆忙,表情严肃,这使已经凝固的空气更加紧张。守候在门外的人心嗵嗵乱跳,他们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更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结果,焦虑的心蹙成一团,手心里已经渗出了汗粒。
一切早已准备就绪,打过麻醉针后,手术开始了。原定这个手术是由定西市人民医院的岳正一大夫做,但考虑到母亲年龄大了,改由兰州大学第二人民医院的王宜胜大夫主刀。他自己驾驶小车,在甘肃全省范围内巡诊。这一次在陇东片做手术,今天上午在平凉做完一个手术后下午赶到定西。他只负责手术,其他的一概不管,各项准备工作都是由定西市人民医院做的。他的手术费是三千元,这个钱做完手术就要带走。
王宜胜是什么时候进去的,心乱如麻的家属们并没有注意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