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迹未干，他们背影清晰
纸上余温犹在
又一次来到时间的深处
以“文学”之名，渡涉今昔
要有光——
灯下的漫笔、伏案的背影、笔底的波澜
在词语的密林里对抗偏见，
聆听八方涌起的鸣响。
字里行间停驻的悲欣与洞察，
永远明亮
——中国作家网文史频道编辑 陈泽宇
褚水敖（1945年—2025年1月11日）
褚水敖大兄静静地走了，时在2025年1月11日。他仙逝已8个多月，但我一回眸，仍能看到他那双细长的眼睛里，闪着星星一样明灿的光。他灵魂里的精华似乎都凝聚在那两道星光里，这是我们相识后，他留给我的深刻印象。
“八竿子打不着”这句俗语，用在这里再合适不过。褚大哥原是上海市作家协会的一位领导，而我一直在北京，跟上海作协毫无干系；褚大哥所在的领域是文学批评和传统诗词，而我的写作狭窄得只有散文；褚大哥是浙江余姚人，一直生活、工作在细雨霏霏的江南，而我生长于干燥寒冷的北方，是吃着小麦和玉米长大的。如果实在要寻找人生的共同点，拿起放大镜，能发现我们都是中文系出身。然而褚大哥是学霸，人家曾经从北京大学那古典的校门走进走出，身上沾着未名湖的“仙气”，我则是两度报考这所大学都落榜的北大的“弃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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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娃（1927年—2025年1月12日）
2025年1月12日，星期日。中国诗坛的“祖母诗人”灰娃在北京航天中心医院的病房里，平静地走完了98岁漫长的人生岁月，生命的表盘永远定格在了早晨7点15分。
寂静的病房里，灰娃安详地躺在洁白的床上，犹如往日在家中静静地熟睡。我伫立床边，思绪起伏，内心万般不愿为这段忘年的友情画上句点。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因为收集延安文化人史料，走进了张仃先生和夫人灰娃位于北京红庙的家，由此开始我们的交往。起初，我同朋友们一样称呼两位老人张先生、理姨，直到有一天灰娃郑重地要我同她的两位孙女一样叫爷爷、奶奶，辈分降低了，但我的心里很暖、很甜，因为两位老人把我当成了家中喜欢的晚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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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莹（1955年4月—2025年2月5日）
《长安》贯通了我国工业题材创作在一个甲子中由“初创”到“外溢”再到“内生”的三个阶段。
翻开小说，1950年代清纯蓬勃的社会面貌徐徐展开。那是“一五”时期，国家全面复苏，社会面貌和人的精神状态充盈着生气。
阿莹是陕西人，自小生活在西安一个国营军工大厂社区，但终生未改的口音却带着浓重的东北腔。童年记忆使得他对军工社区的生存状态、心理经验有着与生俱来的亲缘关系。作者将自己的童年记忆和青春经历自如地融汇到作品的人物和环境之中，通过文学审美渠道将作家的生存经验投射到军工人的现实生活中。作者担任过多年军工企业的行政职务，改革开放后还担任过省囯资委的领导，参与过更大范围的经济体制改革运行。这些经历在作家的书写中默默发酵，个体的生命体验转化为作品的艺术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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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德明（1939年10月—2025年4月3日）
著名西语翻译家赵德明是拉美文学在中国传播的重要参与者和见证者，也是最早将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略萨的作品介绍到中国的译者。
赵德明学习西班牙语实属偶然。他曾在中学学习6年俄语，考入北京大学后原本学习法语，后来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国家需要西语人才，才因此转向西班牙语。1963年上大四时，他成为北大第一批派往拉美的留学生，奔赴智利留学。他原本就很喜欢读书，中学时放学常常捧着一本小说边走边看，穿过胡同和小巷，一直走到东便门外的家。自小对文学的喜爱和素养成为其日后翻译拉美文学作品的重要积淀。赵德明与西语文学翻译真正结缘是从智利留学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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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洪亮（1935年—2025年4月3日）
记忆之中的2014年夏天异常炎热。那是一个充满了布鲁诺·舒尔茨意象的中国式夏天，路人仿佛在某种低浓度的金黄色溶液中行进，戴着假面具，慢镜头般动作徐缓。那个下午，社科院外文所的走廊似乎又长又阴凉。我第一次与林洪亮老师见面，应该是在一间职工活动室里，我们事先联络过，我说明了来意。我以译者身份将《沙漏做招牌的疗养院》译稿交予林洪亮老师，请求先生为之校订，又以图书编辑的身份邀约，期盼他选择我当时所在的漓江出版社，印行他的最新译作。于是，林老师成为我那本译作的校订者，我们两人的姓名与“布鲁诺·舒尔茨”共同印在了鸟羽覆盖的五彩硬皮封面上。而林老师翻译的《中非历险记》也由漓江社于两年后出版。
2014年夏天，我攥着一份不完整的陈旧通讯录，游走于外文所各科室。林洪亮先生，声如其名。他稳健、沉毅、不苟言笑的硬汉形象，令人印象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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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艺兵（1930年11月—2025年4月6日）
当时的艺术领域犹如战国时代，诸侯争霸，纷扰不断。但《文艺报》所编发的艺术方面的文章相对来说比较稳妥、公允，这与老钟秉持的“不偏不倚”“兼听则明”的编辑思想大有关系。但钟老不是当“和事佬”，不是回避矛盾。他有一个基本观点，新时期以来，作家、艺术家们迎来了一个创作的黄金期，我们应该为创作出好作品做一些推进的工作。
我记得他在编前会上曾经说过这样一件事。他在上海看到一部新创作的话剧《大幕已经拉开》，这是一部反映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工业战线改革的话剧，但剧本写得比较匆忙，明显存在着不少问题，几乎被一些专家否定了。老钟却认为，这样一部反映工业改革的剧本，写得有激情，很不容易，不要轻易否定，应该通过讨论进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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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棣之（1940年5月—2025年4月24日）
4月24日晚间，大学同学唐君小平，发来微信链接，前面两字赫然是“讣告”。点开一看，是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发布蓝棣之老师逝世的消息。不禁悲从中来，与蓝老师交往不多的点点滴滴，便清晰地浮现出来。
和蓝老师的最后一见，已是三十五年前。1990年，我在北师大中文系研究生毕业，蓝棣之老师作为答辩老师来参加我的硕士论文答辩会。此后，竟未有联系，不仅是他，还有其他几位老师亦然，每念及此，甚为惭愧与自责。其实，对于母校，一直非常关注，尤其是所谓“大学排行榜”，每出必看，因为北师大每次排名都很靠前，从不让我们“失望”，我们也深以为傲。对于老师，心怀感激，不敢有忘。在报刊读到他们的文章，或在电视看到他们的身影，深以为荣。我毕业后先去云南，后回四川，远离北京，但未曾回母校看望老师的真正原因，并非距离与时间，而是“羞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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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晴（1968年3月—2025年5月2日）
在少儿出版领域深耕多年，周晴的办公桌上，始终摆放着未完成的《儿童文学审美教育白皮书》大纲，这是她近年来一直致力的项目，也与她的文学观密切相关，她认为，“对儿童文学来说，有爱、有激情、有温暖向上的价值取向非常重要。‘感受真生命和真性情’是儿童文学的魅力所在。”
“良善之心”，周晴曾用这四个字表达对童书写作者心地善良和底线坚守发自内心的呼唤。
“在消费主义、功利主义和精致的利己主义的环境下，我真的盼望儿童文学的走向，可以有这样的坚守和善意。如果可以由每个写作者去努力达成，让良善之心镶嵌在作品中，孩子们读到了、留下了，是可以在他长大后去抵充那些平庸、浅薄和急功近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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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修己（1935年—2025年5月11日）
陈老师看了这篇致辞后，让吴敏看黄老师生前在白板上最后写下的依稀可辨的“希望支持”几个字，仍坚持要尊重黄老师的想法，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
5月18日，我在刘卫国的微信朋友圈里看到送别黄老师的六张照片，为黄老师送别的主要是黄老师的家人和黄老师的研究生。我把这六张照片转发给谢冕老师，他回信说：“悼念修己老友！”谢冕老师和黄老师都是55级，都是从部队考入北大的，且同为福州老乡。刘烜老师知道后颇为感伤，觉得有很多话要跟黄老师说。是呀，不仅是刘老师，凡是认识黄老师的朋友们都会有许多话要跟黄老师说，也都为未能再见一面而遗憾。黄老师此去成长别，我们对他的思念有很多。黄老师啊，您慢慢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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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愁予（1933年—2025年6月13日）
“可爱的土地到处都是，花朵逢春开放，草长如茵，又苏生了！到处都现永恒，远方啊总是碧空！永恒……永恒……”
这是我在二〇〇二年创作马勒《大地之歌》第六章“告别”中郑愁予的中译歌词。此段乐曲是我的挚爱，在夫婿比雷尔二〇〇八年的葬礼上，我将这句唱词，原德文、英译、中译都印在了葬礼印发的程序单上，也请了瑞典女中音伍列嘉演唱此曲作葬礼结尾。乍闻愁予远行的消息，脑中顿时浮现出“告别”的诗句，那么自然而然地随着感人肺腑的天籁音乐响起，不知不觉中我的双眼开始模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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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雅文（1944年—2025年6月21日）
解读张雅文，或许应该从她的自传《生命的呐喊》开始。“我的命运不济，所以一辈子都与该死的命运苦苦地抗争着。”她这样总结自己前六十年的人生，出生在辽宁开原只有自家一户的山沟里，为了去离家十多里远的学校读书，独自一人跋涉在野兽出没的山路上，从家里偷走户口本和行李当了滑冰运动员，却因伤病干了四年就从运动队退下来……而人生最绝望、低谷的时刻却在2004年到来。
这一年，张雅文60岁，她面临的是三起等着开庭的侵权官司和三个主动脉都需要搭桥的心脏手术。3月15日，她进入手术室，14个小时的手术后，医生把她拍醒。“我不知自己是否还活着，但用目光送走医生的那一瞬间，我忽然产生了一个冲动——觉得如果就这样死去太不甘心，我一定要写我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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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俊西（1935年10月—2025年6月27日）
徐老师虽罹患阿尔茨海默病多年，但身体整体状态则一直尚平稳，即便长期照顾他的师母前几年不幸病故后，也依然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