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译《毁灭》手稿 上海鲁迅纪念馆 藏
鲁迅肖像 汤小明 作
1909年鲁迅和周作人合译出版的《域外小说集》称得上是翻译文学史上的里程碑。在《域外小说集》中，鲁迅抛弃了“林译小说”翻译方法，采用“直译”方法翻译了俄国作家安特莱夫（今译安德列耶夫）的《谩》《默》，波兰作家显克微支的《灯台守》等作品。《域外小说集》的封面由鲁迅亲自设计。
谈到中东欧文学译介，我们首先就会想到一个闪光的名字：鲁迅。众所周知，20世纪初，正在日本学医的鲁迅有一天忽然意识到，文艺或许更能有效地唤醒国民的觉悟、改变国民的精神，于是，他决定弃医从文，走一条曲线救国的新路。而这一决定就为一项崭新的事业——中东欧文学译介的开启埋下了伏笔。鲁迅所规划的文艺新路，由文学写作和文学翻译两部分组成。可以说，鲁迅是最早意识到文学翻译独特功效的人之一。“绍介他国文学以启迪国人心智”因此成为他投入译事的初衷和目标。除了“启迪国人心智”，还有语言革命和文学革命方面的意图。那一时期，通晓外语者寥寥无几，唯有极少数人才具有从事译事的能力。鲁迅便是这极少数人之一。鲁迅利用在日留学机会，学习了日语、德语和俄语。一门语言就是一扇窗口，或者也可以说，一门语言就是一双眼睛，意味着视野的丰富和扩展。鲁迅从一开始就意识到世界视野的重要，这也决定了在此后的文学生涯中，兼具作家和翻译家双重身份，他将会抵达常人难以抵达的思想和艺术境界。
一幅文学地图，一篇文学宣言
著名的《摩罗诗力说》就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鲁迅于1907年在日本东京用文言文写成的这篇文章视野开阔，恣意潇洒，文采斐然，酣畅淋漓，既是一幅独特细致的文学地图，为读者点亮太多清新的景象，又如一篇慷慨激昂的文艺宣言，清晰地表明了他的文艺立场、思想倾向和创作主张。为了“别求新声于异邦”，鲁迅显然下足了功夫，苦读文献，深入钻研，胸有成竹，几乎一口气迫不及待地为中国读者介绍了拜伦、雪莱、弥尔顿、普希金、莱蒙托夫、法捷耶夫、果戈里、密茨凯维奇、裴多菲等一大批他所激赏的域外作家和诗人。这些作家和诗人，“其为品性言行思惟，虽以种族有殊，外缘多别，因现种种状，而实统于一宗：无不刚健不挠，抱诚守真；不取媚于群，以随顺旧俗；发为雄声，以起其国人之新生，而大其国于天下”。文中，鲁迅还提及但丁、尼采、莎士比亚、歌德、柏拉图、彭斯、济慈、易卜生、勃兰兑斯等欧洲诗人、作家、评论家和哲学家。鲁迅也毫不隐瞒自己对“摩罗诗派”和“摩罗诗人”，亦即浪漫派和浪漫派诗人的偏爱：
至力足以振人，且语之较有深趣者，实莫如摩罗诗派。摩罗之言，假自天竺，此云天魔，欧人谓之撒但，人本以目裴伦（G．Byron）。今则举一切诗人中，凡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而为世所不甚愉悦者悉入之，为传其言行思惟，流别影响，始宗主裴伦，终以摩迦（匈加利）文士。凡是群人，外状至异，各禀自国之特色，发为光华；而要其大归，则趣于一：大都不为顺世和乐之音，动吭一呼，闻者兴起，争天拒俗，而精神复深感后世人心，绵延至于无已。
从先生的文字中，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他激赏的这些浪漫派诗人都是“反抗诗人”、“复仇诗人”和“行动诗人”，保持着独立人格，充满了自由精神。
正是在这篇文章中，鲁迅在介绍过拜伦、雪莱、普希金、莱蒙托夫等“大国诗人”后，又将目光投向了密茨凯维奇、裴多菲等“小国诗人”。对于他们，先生完全平等对待。文学中的平等和民主在先生的文中体现得自然而然。用学者陈众议的话说，鲁迅称文学最不势利，他对东欧作家的情有独钟证明了自己的说法。
鲁迅甚至借用密茨凯维奇的名著《塔杜施先生》中的号角之声来赞颂浪漫派诗歌的宏伟之力：
初记二人熊猎，有名华伊斯奇者吹角，起自微声，以至洪响，自榆度榆，自檞至檞，渐乃如千万角声，合于一角；正如密克威支所为诗，有今昔国人之声，寄于是焉。诸凡诗中之声，清澈弘厉，万感悉至，直至波阑一角之天，悉满歌声，虽至今日，而影响于波阑人之心者，力犹无限。令人忆诗中所云，听者当华伊斯奇吹角久已，而尚疑其方吹未已也。密克威支者，盖即生于彼歌声反响之中，至于无尽者夫。
而鲁迅如此奋力地“别求新声于异邦”，针对的还是中国的现状，我们因此听到了先生振聋发聩的大问：“今索诸中国，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有作至诚之声，致吾人于善美刚健者乎？有作温煦之声，援吾人出于荒寒者乎？”这发问其实更是对新文化一代文人的呼唤和号召。
身体力行，树一个行动的典范
不止于口头的呼唤和号召，还要身体力行，树一个行动的典范，以此来影响并带动一群志同道合者。鲁迅影响并带动的第一个人便是他的弟弟，文艺造诣深厚的作家和翻译家周作人。
北京外国语大学丁超教授长期致力于中国与中东欧文学关系研究，在与人合著的《中外文学交流史·中国—中东欧卷》中用专门章节详尽地介绍了周氏兄弟合作译介中东欧文学的情形。“如果说鲁迅对整体的文化革新计划的思路更加宏观、清晰而具逻辑性思考的话，周作人对文学的兴趣更加纯粹一些。”于是，兄弟俩根据各自所长具体分工：鲁迅主要负责论述，而周作人主要负责移译。由论述和移译组成的译介既呈现出文本，又加入评论和赏析，具有文学引领、普及和启蒙的意义，自然是一种更加全面、更加理想、更受欢迎的译介方式。他们从翻译波兰文学开启中东欧文学译介。
之所以选择波兰文学，又关乎到当时具体的历史气候和社会环境。丁超教授在分析这一历史气候和社会环境时指出：“中国历来就有总结、编撰前代历史以为当代统治者资政鉴镜的传统，在近代中国遭受列强侵略，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国家，以至面临瓜分的危险之际，清醒的官僚士绅忧心焦虑，维新派人士更是大声疾呼。为了反对外国侵略，争取民族独立，挽救危亡，往往利用一些国家被瓜分、灭亡的历史，用来作为中国救亡图存和变法维新的史鉴，以警诫清朝统治者，唤醒国人。”中东欧国家历史，尤其是波兰历史，对于我们，恰恰特别具有警示和借鉴意义。
在此，我们有必要稍稍了解一下波兰的历史。位于欧洲中部的波兰曾经有过强大和辉煌的历史，尤其是在15世纪下半叶和立陶宛结成联合王国后。很可惜，波兰真正的兴盛时期仅仅持续了一百多年。17世纪中叶，由于各种矛盾的激化，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爆发。与此同时，瑞典王国和沙皇俄国相继入侵。波兰陷入长年战乱，开始显现衰败景象。关于波兰历史上的衰败，学界通常认为主要原因是17世纪中叶，波兰中央政府议会中的无政府主义愈演愈烈。贵族控制的议会实行“自由否决制”，也就是一票否决制，对提交议会通过的议案，只要有一个议员反对，在议会上就立马遭到否决。如此情形下，议员们为了个人或集团私利争论不休，任何有利于民族和国家的议案都难以通过。这样，外国列强也就有了干涉波兰事务的机会。瑞典王国和沙皇俄国乘机入侵。战乱危害极大：田园荒芜，人口锐减，经济停滞，国力大大削弱。18世纪，波兰曾三度（1772年、1793年、1795年）惨遭沙俄、普鲁士和奥地利的瓜分，最后竟陷入亡国的悲惨境地。一次次的起义，一次次的失败，波兰民族尝尽了痛苦的滋味。如此境遇下，爱国主义思想野火般滋生，蔓延。不少作家以不同方式参加了抗击异国侵略和统治的战斗。反抗始终没有停止。正是在反抗中，波兰文学中的一个重要流派——积极浪漫主义诞生了。而波兰的浪漫主义实际上带有浓厚的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色彩。那是异国统治的时代，浪漫主义诗人坚信，惟有诗歌才能充分表现民族的自由精神，也惟有诗人才能成为民族的精神向导。也就是说，波兰浪漫主义诗人自觉自愿地背负起了一个使命：充当民族的代言人和领导者。这是一个光荣而又沉重的使命。这一流派的诗人和作家个个都是爱国者，都是民族解放运动的参与者。起义，流放，甚至牺牲，英勇悲壮的人生让他们的诗篇变得更加动人。亚当·密茨凯维奇便是他们中间最最杰出的代表。1905年，诺贝尔文学奖让世界听到了一个代表波兰文学的名字：显克微支。瑞典学院常务秘书威尔逊评论道：“他的成就显得既巍峨高大又浩瀚广阔，同时在各个方面都表现得高尚和善于克制。他的史诗风格更是达到了艺术上绝对完美的地步。他那种有着强烈的总体效果和带有相对独立性插曲的史诗风格，还由于它那朴素而引人注目的隐喻而别具一格。”那一年，人类正处于战争之中。波兰还处于亡国状态。而显克微支却通过文学告诉世界：他的祖国依然活着。
波兰跌宕起伏的历史至少向我们提出了两个发人深思的问题：其一，曾经的强盛之国何以落入亡国境地？其二，国家和民族生死存亡之际，文学和文学人何为？
波兰历史，充满了血和泪的警示和教训，实在值得我们好好深思并反省；波兰历史土壤催生出的文学和文学家，散发出分外激励和鼓舞的力量，实在值得我们好好学习和借鉴。在此情势下，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亡国史鉴”一度成为某种主流话语。维新运动的领袖人物梁启超和康有为都加入了这样的话语，且都以波兰衰亡作为话题。由此“可见波兰亡国史在当时的政治和知识话语中被关注的程度”。
周氏兄弟首先将目光投向波兰文学，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呼应了当时的情势，既出于主观的愿望，也符合读者的期待。《摩罗诗力说》就是兄弟两人合力的产物。在他们失和之前十余年的合作中，光波兰文学译介方面的成果就颇为引人注目。中国读者因此读到了显克微支的《天使》《乐人扬珂》《灯台守》《酋长》《炭画》《二草原》《愿你有福了》，热罗姆斯基的《诱惑》《黄昏》，科诺普尼茨卡的《我的姑母》，戈穆里茨基的《燕子与蝴蝶》，普鲁斯的《影》《世界之霉》，霍莱温斯基的《近代波兰文学概观》等数位波兰作家和文论家的小说、散文和文论。
波兰作家作品外，他们还翻译了波黑作家穆拉淑维奇的《不辰》，匈牙利育珂（今译约伊卡·莫尔）的《冤家》《伽萧太守》和《黄蔷薇》，密克札忒的《神盖记》，保加利亚伐佐夫的《战争中的威尔珂》和《村妇》等作家作品。
就这样，经由周氏兄弟的努力，中东欧文学译介一改原先零星状和偶发状，呈现出了一定的规模和计划，正式拉开了帷幕。
鲁迅与茅盾等几位浙江籍文人
《丝绸与琥珀的相遇——中波文学关系研究》作者李怡楠在其专著中指出：“鲁迅对波兰文学汉译的贡献还在于他鼓励、带动了一批进步文学家译介波兰文学，间接培养了一个翻译、介绍和研究波兰文学的译者队伍。”这一论断其实同样适用于整个外国文学，尤其是中东欧文学。这支译者队伍中，有几位卓越的浙江籍文人格外引人注目，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无疑是文学家、评论家、编辑家和翻译家茅盾先生。
鲁迅对茅盾的欣赏和信赖，茅盾对鲁迅的尊重和钦佩，构成了这两位著名的浙江文人之间令人称羡和感动的关系。这一关系的基础当然是志同道合。志同道合才有可能惺惺相惜，也才有可能心心相印。据茅盾先生回忆，他在主编刊物时，每每向鲁迅约稿，先生从不拒绝。而鲁迅也十分看重茅盾的人品和才干，曾经特别夸赞茅盾的小说。两位先生都时刻忧国忧民，都主张“为人生而艺术”，都具有鲜明的革命思想，都将文学革命和社会革命结合于一体。茅盾早就加入共产党，成为左翼作家领军人物，鲁迅所思所想、所作所为，同样处处表现出左翼思想，在瞿秋白、茅盾等众多人眼里，他完全是一位“普罗文学者”和“革命文学家”。 瞿秋白直接称鲁迅为“敬爱的同志”。甚至在翻译观念上，鲁迅和茅盾都高度契合。鲁迅向来主张直译，明确表示：“我是至今主张‘宁信而不顺的’。自然，这所谓‘不顺’，决不是说‘跪下’要译作‘跪在膝之上’，‘天河’要译作‘牛奶路’的意思，乃是说，不妨不像吃茶淘饭一样几口可以咽完，却必须费牙来嚼一嚼。这里就来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不完全中国化，给读者省些力气呢？这样费解，怎样可以称为翻译呢？我的答案是：这也是译本。这样的译本，不但在输入新的内容，也在输入新的表现法。”这段话说得已然十分明白：新的内容，和新的表现法，这两者均为鲁迅的用心用意所在。他显然不仅要用“新的内容”“启迪国人心智”，还要用“新的表现法”为古老的汉语，为新兴的白话输入血液和活力。当鲁迅主张的“直译”遭人诟病时，茅盾先生挺身而出，大声为“直译”辩护，强调“直译”并非“死译”，也非“歪译”：“我们以为直译的东西看起来较为吃力，或者有之，却决不会看不懂。看不懂的译文是‘死译’的文字，不是直译的。”他还明确肯定了直译的意义：“若就浅处说，只是‘不妄改原文的字句’；就深处说，还求‘能保留原文的情调与我格’。”
在外国文学译介上，鲁迅和茅盾都注重“弱小民族文学”或者“被损害的民族文学”的译介。鲁迅在文章中再三申明，他“因为所求的作品是叫喊与反抗。势必至于倾向了东欧，因此所看的俄国、波兰以及巴尔干诸小国作家的东西特别多”。而茅盾在《我走过的道路》中，回顾自己1934年的文学活动，这样写道：
翻译的小说都是弱小民族作家的作品……上半年的登在《文学》的“翻译专号”和“弱小民族文学专号”上，下半年的登在《译文》上。后来我将这些译文结集，题名《桃园》，于1935年底作为《译文丛书》之一，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了，鲁迅还亲自看了《桃园》的校样。
如果说鲁迅是奠基者和开拓者的话，茅盾则是继承者和光大者。追寻鲁迅的足迹，茅盾先生同样身体力行，一生共译介了30余国约200篇文学作品, 并写有大量评介外国文学的文章和著作, 以此作为践行其“取精用宏”、创造新文学理想的重要环节。茅盾译介的作品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中东欧作品，涉及波兰、匈牙利等十余个中东欧国家。有学者在深入细致地考察了茅盾先生的译介后得出结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除鲁迅、周作人之外，对中东欧文学译介最用力、影响最大的当属著名作家、批评家和编辑家茅盾。”正是由于同外国文学的深入接触，以及对中国现实的深刻体悟，茅盾先生，同鲁迅先生一样，文学视野开阔，胸怀宽广，同时又具有鲜明的价值取向、艺术良心和人生追求。
这两位著名的浙江人在新文学建设中有过许多次默契的互动和合作，1934年初夏，茅盾先生来到上海鲁迅寓所，同鲁迅先生谈及外国文学译介之事。鲁迅先生认为“这几年来介绍外国文学不像从前那样时兴了，译品的质量也差，翻译家好像比作家低了一等”，他提出一个设想：“来办一个专门登载译文的杂志……这杂志，译品要精，质量要高，印刷也要好。”茅盾先生当即表示赞成：“目前作家们有力气没处使，办这个杂志，可以开辟一个新战场，也能鼓一鼓介绍和研究外国文学的空气。”于是，那年秋天，《译文》杂志在上海问世。
由于时局动荡，《译文》在印行29期后被迫停刊。《译文》出版期间，鲁迅先生倾注了大量心血，甚至在病逝前一天还强撑着仔细看了《译文》的报纸广告。茅盾先生，作为鲁迅先生的积极响应者和热忱合作者，同样不遗余力地参与了《译文》创刊的筹备、人事安排、选材、编辑、翻译等一系列重要工作。曾经担任《译文》编辑的黄源先生后来回忆这段历史时写道：“鲁迅的战斗的锋芒指向哪里，茅盾就起而有力地呼应配合。”他表示：“当时在鲁迅、茅盾直接领导下，做一点 《译文》的编务工作，受到的教育，是很深的……茅盾先生也竭力译稿，做了最有力的支持者。”
新中国成立后，1953年7月，正是在茅盾的倡议和主持下，《译文》在北京复刊。茅盾亲自担任主编，直至1959年。作为新中国首任文化部部长和作协主席，先生的忙碌情形可想而知。即便如此，他依然定期到编辑部参加会议，听取汇报，布置任务，审读重要稿件，解决关键问题。从一开始，鲁迅先生和茅盾先生就将借鉴外国文学、建设新文学作为译介外国文学的目的。这也成为《译文》以及后来的《世界文学》一贯的目标和追求。可以告慰鲁迅先生和茅盾先生的是，从新中国成立至今，《世界文学》已走过70年的风雨历程，译介过1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作家和作品，为中国文化发展做出了独特的贡献。70年来，《世界文学》一代又一代编辑前赴后继，一直在用心传承着鲁迅先生和茅盾先生开创的事业。
在鲁迅的影响和带动下，为中东欧文学译介做出过突出贡献的还有浙江籍文人王鲁彦、孙用、钟宪民、施蛰存等。
王鲁彦，浙江镇海人，与鲁迅私交甚好，交往频繁，在创作和翻译上都深受鲁迅影响。翻译过波兰、南斯拉夫、保加利亚、捷克和匈牙利等东欧国家文学作品。其中，他所译的波兰显克微支的小说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孙用，浙江萧山人，也因翻译投稿而结识鲁迅，得到鲁迅的指点和鼓励，在文学翻译取向上深受鲁迅的影响。翻译过波兰、保加利亚、匈牙利、罗马尼亚等东欧国家文学作品。他所翻译的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诗歌得到好几代读者的喜爱，至今依然广为流传。
钟宪民，浙江崇德人，曾与鲁迅通信，还曾将《阿Q正传》译成世界语。他翻译的几乎全部是东欧文学作品。其中，他所翻译的波兰女作家奥热什科娃的长篇小说《玛尔达》影响甚大，上世纪30和40年代出过四个版本，60年代还曾在中国台湾盛行。
施蛰存，浙江杭州人，最早将现代派文学思潮引入中国的文学家，创作手法同鲁迅有所不同，但在思想追求和文学翻译上，受到过鲁迅的影响和启发，流露出左翼倾向。曾积极参与鲁迅和茅盾策划的“弱小民族文学专号”翻译，翻译出版过《匈牙利短篇小说集》《波兰短篇小说集》等大量东欧文学作品。他所翻译的保加利亚作家伐佐夫的长篇小说《轭下》曾激励过众多热血读者。
受鲁迅熏陶和影响的人当然不止这几位卓越的浙江籍文人，还有巴金、楼适夷、郑振铎、魏荒弩等一批胸怀理想和激情的进步文人。从鲁迅等人最初译介中东欧文学至今，一百余年已然流逝，经过一代一代人的努力，中东欧文学译介终于成为一项可圈可点的恒久的事业。
（作者系《世界文学》原主编，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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