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徐风的长篇小说《包浆》，是关于陶都紫砂叙事的新作。《包浆》与徐风此前关于紫砂题材的纪实与虚构写作具有一脉相承的关系，也是对江南文化与紫砂世界的一种总结性叙事。《包浆》和徐风近些年的写作，使紫砂文学作为一种新兴文学类型成为可能。《包浆》再现了器物的文学异彩和器道合一的器物观。小说让故事成为叙事引擎，通过故事演绎历史与情感，并由人和物件充当紫砂故事的释谜人和解密者，由此建立起独特的故事诗学。小说通过精彩的壶事壶史意在讲述壶道和人道，所塑造的古今壶林人物，普遍共享了以人道大于壶利、命比壶大、尚真向善等为内核的情感结构。
关键词
《包浆》 徐风 紫砂叙事 故事 情感结构
徐风是江苏宜兴籍作家，也是江南文化学者，他迄今为止二十余部、五百万文字的创作实践包含了小说、散文、传记等多种体裁。在这种多文体的写作中，比较有影响的首先是他的江南文化散文，《江南繁荒录》《天下知己》《风声水岸》是这方面的代表作。这些散文雅致细腻，有历史纵深感和浓郁的江南风韵，散发着氤氲袅袅的“六朝烟水气”——在有的学者看来，这种“六朝气息”1甚至贯穿了徐风的全部创作实践。徐风更为人们熟知并广泛赞誉的是他对紫砂世界和壶文化的孜孜书写，他对紫砂壶行业的书写，既有《花非花：蒋蓉传》《布衣壶宗：顾景舟传》这类为紫砂行业前辈大师写的传记，也包括《一壶乾坤》《读壶记》《做壶》这类读壶鉴人的文化散文。在传记和散文之外，徐风这些年创作了紫砂系列小说《东洋记》《壶王》《壶道》《国壶》《壶殇》等，2023年问世的《包浆》属于紫砂小说的新作。可以说，徐风近些年的写作，已经在纪实与虚构、壶道与人道、陶都与世界等范畴之间建构起颇有气象和张力的文学叙事和文化言说，成为文坛不可忽视的独特风景。《包浆》的题材、人物、空间和义理都扎根在徐风此前的文学书写中，因而，这部小说与他此前的写作构成一种内在的互文性关系，成为徐风写作中的关于江南文化与紫砂世界一种总结性叙事。可以说，对于理解徐风和紫砂文化叙事，《包浆》是一部具有重要意义的作品。
一、作为新类型的“紫砂文学”
与器物的发现
在中国百年新文学史上，文学类型的出现、繁茂与式微往往与时代语境、文人趣味和大众选择具有密切相关的联系。由于内忧外患的近现代历史语境，革命、战争、启蒙、救亡、科学这些巨型语汇构筑而成的时代命题之下，鸳鸯蝴蝶派代表的通俗文学，林语堂、梁实秋等人代表的雅趣与闲适之风，以及周作人对风物、张爱玲对器物的偏好，一直被中国主流文学史所排拒。乡土、城市、民众、阶级、革命、政治、启蒙所铺衍而成的各类文学叙事，成为新文学所嘉许的重要题材。放眼百年新文学史，紫砂题材和紫砂文学几乎是一种缺项或小众化类型。相对于紫砂行业绵延千年的历史，以及宜兴作为陶都享誉全球的文化现实，紫砂的文学叙事，似乎显得晚熟而姗姗来迟。一种新的文学类型的崛起或兴盛，常常与地域文化的勃兴、时代的审美风尚、作家自觉的选择等因素息息相关。
宜兴的紫砂文化与历史，源远流长，远在五千多年前，宜兴的先民就开始制作使用陶器，至清乾嘉年间，宜兴所产生活日用陶器已遍及天下。“在日益盛行的茶饮生活中，紫砂陶宜茶的特殊性能被发现，明中期以后用紫砂泥制成的紫砂茶壶便开始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制壶的艺人们各擅其智，创作出各具风格和艺术特点的茶壶。”21950年代，历经战乱之后，宜兴紫砂从业人员仅有五十多位，在政府扶持下，紫砂行业得到蓬勃发展，并诞生了朱可心、蒋蓉、顾景舟等一批壶艺大师。由此可见，紫砂壶艺有着灿烂而绵长的历史，是中国民间工艺中的闪亮明珠。但另一方面，紫砂壶作为一种兼有实用和审美的器物，在百姓生活和中国文化中尚属一种小众化类型。在中国现当代文学视野里，更是鲜有作家对紫砂文学进行过专题写作。
徐风被誉为中国“书写紫砂第一人”。他对紫砂的经年关注和勤勉书写，有力推动了紫砂文化的传播，更使紫砂艺术与文学的深度结缘在近些年成为可能。徐风曾这样描述他与紫砂写作的结缘：“我写作生涯的开始阶段，对紫砂是熟视无睹的。茶壶在我眼里，就是个喝茶的器皿。我捧着一把紫砂壶，写了很多与紫砂没有一毛钱关系的小说散文。这是事实。直到2005年，王蒙先生来宜兴，我陪他去紫砂厂参观。他说，“徐风你怎么不写紫砂啊？他还开玩笑说，你写紫砂壶，我们写不过你。”3文学前辈的提醒激发了徐风对紫砂题材的重视和自觉书写，从2005到2015年，徐风的写作从原先的《公民喉舌》《浮沉之路》这样的现实题材转向了紫砂题材，并在散文、传记和长篇小说三种文体上取得了丰硕的收获。徐风几乎凭着一己之力，在文学中激活了江南地理中的宜兴古城，以及这座古城中具有典型民族特色的紫砂文化。在徐风眼里，宜兴是一个有着“鲜活的气场”的江南胜地，这里不仅是天下文人诗文传唱的雅致胜境，也是紫砂艺术和砂壶香茶弥漫于市的诗意人间。如果说宜兴是中国文人自古以来的一个地理乡愁，那么紫砂与茶道则是刻在他们血脉里的一种文化情结。徐风曾这样说：“如果说，‘天人合一’是中国紫砂和茶道的灵魂，也是中国文化的根脉。那么，小小的紫砂壶里，便有着山水和彩霞、虚静与空灵；有人能喝出刀光剑影、兵戈铁马；有人却喝得行云流水、风调雨顺。茶可雅志，壶可行道。”4
徐风在自己的紫砂世界中，重现了器物的光芒，呈现了器物的异彩，更在器物身上找到了道、情感、思想这些更为幽深的义理。徐风在写作《包浆》之前，已创作出了紫砂大师顾景舟、蒋蓉的人物传记，以及诸多为他带来很多声名的紫砂散文。但这些写实的文字，以及“壶王”小说三部曲似乎还没有让徐风找到自己对紫砂世界的极致叙事和满意表述。在谈论《包浆》写作由来时，他曾说到非虚构的田野调查和史料分析给他带来了障碍，他需要“重新起飞”5。这种“重新起飞”也即打破此前紫砂世界的纪实性写作，继而诉诸一种更自由的叙事方式，由此打开紫砂世界和江南文化的广阔天地。《包浆》的主角毫无疑问是作为器物的紫砂壶，而其主题是呈现壶与人、历史的关系，更是呈现器物和道的关系。他曾这样谈到这个问题：“我想通过紫砂壶来写中国人的器物观，写人和器物的关系：人如何创造器物，又在器物上丢失了自己，最后在器物上找回自己；也想写人创造器，器又渡人，人和器的相互成全。要在小说中呈现我们身边的器物，其前提必须是人与物的和谐相处，也是人与物的交流和对话。人物化了，物才有可能人化。这时，人与物是分不开了，物成了人生命的确证，成了人生命长河中的标志。”6可以看出，让器物有生命，让器物说话，让器物和人构成一种相互成就的关系。这是徐风紫砂艺术叙事的一种内在诉求。
“包浆”是这篇小说的题名，也是贯穿小说始终的一个意象。有紫砂常识的人都知道，物理意义上的包浆是指茶壶或老器物上的光亮。小说有多处借人物之口剖析“包浆”之意。第十一章中，“我”把包浆总结为“人和器物结下的缘分”，而老爷子葛家印则把“过日子的诚意”和“人的精气神”视为包浆7。在这里，徐风并非要在工艺或物理意义上界定包浆，而是在文化、情感、审美意义上强调器和人的交融，也即，只有人和物构成一种平等对话，只有当制壶人、藏壶人或用壶人在其中投注真情时，这种“器我合一”的和谐状态才能产生真正意义上的包浆。紫砂壶艺不仅是物质的、技术的、程式的，更是感性的、情感的、不可复制的。在《包浆》中，冒小成的手艺高超，其所制龅瓜壶在市场上多年可以达到以假乱真的程度。但尽管如此，壶艺大师裘至修在和“我”点评当下壶林泰斗时，裘师父坚持认为冒小成还达不到这个级别。原因何在？在裘至修看来，冒小成的作品还缺一口“气”。“所谓气，是一种捉摸不到，却又无处不在的东西。大量的庸俗之壶，就是有器无气。即便有，也是戾气、俗气、火气。而古希伯壶上的那口气，是高古之气、虚静之气、浩然之气。”8可以说，徐风在写作《包浆》时，不仅是一个作家和文化学者，也是一个深谙紫砂壶工艺和精神的紫砂手艺人。他熟稔紫砂技术和工艺流程，更在器物和壶道、人道相互融合的层面理解紫砂艺术。正如批评家对他所做的评价：“紫砂艺术是物成就物，简单之紫砂器对照的是极尽细致到烦琐的工具和工序，其间既是物与物的相遇，也是物与人、人与人的交换。”9可见，在徐风的器物观中，他强调的是人和器的相互成就、壶和道的和谐融合。但同时，紫砂江湖也是世人的名利场，如果人为金钱和名利所惑或所缚，则会异化为“高贵的囚徒”10可见，置身紫砂世界，坚持壶道和人道的底线，保持人对器和欲的超越，是避免陷入这种“囚徒困境”的重要准则。
二、紫砂风景与“故事诗学”
在译林出版社为《包浆》所做的封面腰封上，赫然陈列着这样三个词：三代同堂的紫砂家族、一个世纪的江湖传奇、陶都水乡的生活百景。毫无疑问，这是高明的编辑宣传小说所抓取的三个关键词，它们基本准确勾勒出了这部紫砂小说的内容概要和故事轮廓。在徐风以前的紫砂小说《东洋记》《壶王》《壶道》以及传记作品《布衣壶宗》《花非花》中，我们不难见到纵横交错的历史线索、氤氲秀雅的江南水乡与域外空间、细腻生动的紫砂工艺、斑斓温润的阳羡文化、颠沛流离的艺人生涯和高山仰止的大师人格这些叙事面向，这些多重面向成为徐风紫砂文学的重要质地和内在经络。《包浆》是徐风暌违紫砂叙事近十年之后的“故题重述”。这十年他在阅读、思考和书写江南文化、社会历史和民间风物。看上去这些年他对江南文化的醉心是对紫砂世界的疏离，实际上这未尝不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准备和扩张，即在历史和现实、古典和现代、器物和精神层面深度阅读和阐释江南。这种写作为徐风拓殖紫砂文学叙事提供了更厚的文化土壤。《包浆》中有艺，有人，有事，有道，这是一部叙事精彩而有精神内核的小说。小说发生在江南古镇上的古南街，以葛家印和钦子厚翁婿开办的“聊壶茶坊”作为故事生发和各式人物交汇的主要空间，由此，小说叙述了紫砂世交葛家、裘家、芦家三代间从晚清到当代漫长的家族往事和壶事恩怨。《包浆》的历史跨度大，人物和事件错综复杂，但整体结构井然有序，人、情、事、理相互交融。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包浆》在勾勒江南几代紫砂家族的浮沉史和生活史时，让故事走向前台，让故事成为呈现紫砂世界和文化江南的重要介质，建构出了以故事作为重要内容和叙事动力的故事诗学。
《包浆》作为一部典型的紫砂小说，如何构置情节，如何起承转合，如何使读者保持盎然的阅读兴致，应是作者首先要考虑的问题。如果靠紫砂艺术的独特工艺作为支撑小说的主要风景，读者在短暂新奇之后估计很快就会厌倦这种工艺普及读物式的小说。如果以工匠大师的生活故事和人物品格作为小说叙事的主脉，这样的小说似乎与人物传记无异，失去了小说该有的灵动。徐风在《包浆》中让“壶的故事”具有了强大的主体性：壶的故事既是承载紫砂艺术和人物悲欢的叙事空间，壶的故事也是连缀人物与人物、时代与时代、家族与家族之间的内在纽带。也正是通过这些生动精彩的故事，紫砂江湖的复杂历史面影、几代人的爱恨情仇、紫砂人的品行操守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演绎。小说第十二章借师父裘至修之口向叙述人“我”这样教诲：“每一把老壶背后，都有故事的，你把故事送给客人，才是最好的营销。”11《包浆》把“故事”当作小说的核心部件，为读者经营出一个又一个好的故事，这些故事间又相互嵌套，故事套故事，构成谜中谜、案中案的叙事效果。这种故事式叙事，使小说始终充满了趣味和悬念，读起来意趣横生。
小说以“我”/钦子厚的视角展开叙事，作为一个年近半百拥有一份无关紧要工作的体制内人员，钦子厚因为养病，从省城南京来到岳父葛家印所在的江南古南街。葛家印几代从事紫砂壶的制作和收藏，积攒了很多紫砂壶珍品。因为年事渐高，葛家印在古南街开办了一个“聊壶茶坊”，有意让女婿继承紫砂家业。作为古南街外乡人和紫砂艺术业余者的钦子厚，本来无意于染指茶坊和紫砂的经营，却一步步被动地裹挟进紫砂世界的巨大漩涡中。小说围绕僧帽壶、龅瓜壶、孟臣壶、双蝶壶、竹段壶等名壶勾连或演绎出紫砂江湖里一个又一个跌宕精彩、惊心动魄的故事。《包浆》从开篇设置一种人为“谋略”和“布局”：葛家印为了让女婿尽快投身到“聊壶茶坊”的经营中来，故意设局让女婿品尝“甜头”和“苦头”。葛家印先是自己掏钱让朋友花六万买走店里藏壶，给“我”造成紫砂挣钱容易的幻觉，继而和潘阿明、叶朝贵、裘至修合演一场外人调包店里名壶，致使“我”吃亏上当的戏分——后来我们知道，众人合谋制造的“调包事件”，是老爷子用心策划的，其用意在于让“我”从这桩“损失惨重”的调包事件中吸取教训，戒掉漫不经心和业务不精的状态。可以说，《包浆》前几章的开篇之叙，是相当成功的。一方面，小说开篇没有耗费太多笔墨刻意介绍人物、环境、性格这些经典现实主义小说的必备要件，而是直接“设局”，无论是开业当天用假壶出展，卖壶盈利六万，还是“调包事件”，都是老爷子的谋略。这种出人意料的故事和紧凑的结构，使小说的开篇自然流畅又暗伏“惊雷”。另一方面，由僧帽壶所牵引出的发生在明成祖朱棣、藏僧哈立麻、阳羡两任知县、蕴璞师傅以及众多壶手间的刀光剑影般的历史往事，一下子给读者带来了紫砂江湖的幽深和险恶。一般文本阅读之初常有的繁冗铺垫和游离之态，在《包浆》的阅读中几乎不会出现，开篇简练、紧凑的叙事和引人入胜的故事，很快攫取了读者的阅读兴趣——这是故事的魅力，也体现了徐风高超的叙事能力。
当然，这还仅仅是故事作为《包浆》叙事引擎在开篇之处的小试牛刀。通过聊壶茶坊和老潘“调包事件”，小说让潘阿明、裘至修、芦小堂、高小臻等重要人物依次出场，并让以下重要线索浮出水面：葛芦两家发黄的名壶借据、葛家印和叶云芝隐匿的爱情、制壶大师古希伯与龅瓜壶所蕴藏的复杂过往……由于紫砂江湖是一个巨大的名利场，几乎每一把流传江湖的名壶都联系着隐秘的历史黑洞和人性的善恶。壶的历史和人的悲欢通过故事的方式得以流传。每一把壶的故事都连接着持壶人或藏壶人的家族记忆、壶的悠久历史和人们的情感恩怨，甚或生死存亡。通过故事，壶与人、历史、文化构成互文性的关系，相互指涉，杂糅共生。在小说中，任何一个人都可能成为故事的讲述者——某种意义上，“讲故事”抹平了小说人物的主与次之分，每个人所讲述的故事，都成为《包浆》试图要营构的紫砂江湖的一块重要拼图。无论是叶朝贵讲述的僧帽壶的故事，潘阿明带来的龅瓜壶的历史；还是张处长关于崔壶历史由来的叙述；或者是叶云芝作为口述史讲述人所带来的关于自己身世、三代人的交往史、她与葛家印爱而不得的历史；再或者是裘师父对叶云芝悲凄人生的回溯，他对古希伯与徒弟冒小成师徒关系的讲解；甚至出场不太多的崔蕴娴大师对松鼠葡萄壶背后历史的讲述，以及以真壶换回假壶的义举，都成为《包浆》世界里相当重要的叙事内容。面对各式名壶，以及它们绵长复杂的历史，没有一个个体能够充当全能叙述者把所有浩瀚的内容独自呈现出来。因而，多个故事携带者或是不同个体，以壶为交集，以壶为中心，从各自视点和认知出发，提供了关于名壶的历史与传说。可以说，每个人都构成了故事的一部分，每个人都是紫砂江湖往事的诠释者。从功能上看，每个讲述人都充当了“紫砂故事”的释谜人和解密者的角色。需要注意的是，紫砂故事的讲述主体，在小说中不仅仅指人，还有物。小说中葛家印老爷子遗留给女婿的两本关于过往历史的笔记本、裘师父关于紫砂艺术的手稿，以及叶云芝生前埋于地下的信件、临终前写在手心里的“凤川湾村后山岗白果树旁看山小屋”字样，都成为小说故事推进的重要部分，甚至是小说释谜的重要载体。
毛姆说：“故事其实是小说家为拉住读者而扔出的一根性命攸关的救生绳索。”12这根“绳索”成为牵引读者目光的重要力量。徐风在处理《包浆》中密集的故事时，并没有采用随机或并行叙事，而是采用了略萨所讲的“中国套盒”的方式。这种“套盒”式叙事的特征是，一个故事包含了另一个故事，后者从属于前者，并对前者进行延伸，所有的故事连结在一个系统里，整个作品由于各部分的相加而得到充实，而每个单独的故事得到充实。当故事借助于这种结构，与作品的意义，以及神秘、模糊和复杂，形成共生或者产生具有迷人和互相影响的联合体的时候，“这个手段就有了创造性的效果”13。《包浆》的套盒叙事，成为小说呈现多种名壶和三代家族史这些巨大内容的重要方式。小说以“我”在古南街养病和被动走上经营聊壶茶坊、龅瓜壶的来龙去脉，葛家印和叶云芝的隐秘情感等内容作为主线，由此牵引出以下故事：葛家印为女婿上山采党参不慎摔成重伤、张处长请人鉴定崔壶真伪、崔蕴娴以真壶换假壶、高振鹤父女在古南街置地与求证孟臣壶真伪、叶云芝为救潘阿明用地换龅瓜壶、叶朝贵寻壶帮恩师陈药师救子、冒小成逃离师门制售假壶、丁如柏陷害裘至修、“我”捐出葛家珍藏名壶。这些故事之间并不是孤立的，而是相反嵌套，构成具有起承转合的叙事系统。这些故事打开了紫砂世界中那些沉默的历史、情感与记忆，成为小说表意述理的重要方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故事成为我们认识和理解事物的“一种特殊方式”14。在《包浆》中，徐风放弃了现代小说中的各种技巧和手法，而是诉诸讲故事这一稍显笨拙和传统的方法结构小说。故事在这篇小说中具有本体意义，小说建构出了关于紫砂风景的“故事诗学”。
三、壶道、人道与情感结构
《包浆》既是一部关于壶艺和壶史的故事之书，也是一部讲述壶道和人道之书。小说以壶和壶事为叙事线索，在广阔的时空里浓墨重彩铺衍出几个家族的藏壶往事、壶史流变与情感恩怨，生动再现了陶都人关于紫砂壶的收藏史、生活史和精神史。透过关于紫砂世界的“好的故事”和独特风景，小说留给我们久久深思、回味的是作家关于世道人心和壶道情理的用心思考。“一个好故事必须包含两个方面：过程的吸引力与结果的回味性。”15从这个角度看，《包浆》显然具有“过程的吸引力”和“结果的回味性”。小说藏之于故事内部的壶道、人道和壶艺文化是小说着力表达的深层意蕴。
小说临近结尾处，“我”与师父裘至修讨论21世纪紫砂界是否还会出现像古希伯这样的行业泰斗时，裘师父把古希伯标举为20世纪的业界大师，认为这种伟岸人格可遇不可求。同时他也阐释了“古希伯式泰斗”的内涵：除了壶艺独绝，还要有文化人格和文化品质的高度，他把自己的人格力量融进了紫砂茶壶16。古希伯、江灵风、崔蕴娴、裘至修等紫砂艺人是小说中塑造的老一辈艺术大师，他们代表了紫砂艺术界前辈大师具有的风骨和格局。尤其是古希伯，渗透在他的传奇人生中的“壶道”，代表了紫砂艺术所具有的文化品质和思想厚度。古希伯壶艺超拔，在茶壶的鉴定上坚持标准，不说假话——这种求真达善的坚守几乎成为他一生的生活信条。但事实上，古希伯生前在茶壶的鉴定上也说过谎话：有一次一个形容枯槁有严重疾病的老者，在家道中落急需钱财消灾之际，请古希伯为其祖传的供春壶出具一个真货证明。尽管明知是高仿壶，但古希伯却为其鉴定为真壶，并破例与老者合影留念。其中原因，并非因为古希伯得到了钱财而颠倒黑白。真实情况是，古希伯担心说了真话，老者承受不住打击，因而违心地把仿品说成是真壶，挽救了危难中的老者及其家人。在“供春壶鉴定”事件中，古希伯坚守的是“命比壶大”的壶道。“命比壶大”本质上是以人为本的价值主张，极具现代文明色彩和人道主义精神。可以看出，在这次鉴定实践中，古希伯陷入了“壶艺真实”与“救赎人命”的两难困境中，前者张扬的是求真、真实和真相，后者则是人命、存亡与生死。古希伯在具体操作中，暂时放弃了对壶的真伪的坚持，而以人的安好为第一要务。问题是，这样善意的谎言尽管可以理解，但在古希伯的鉴壶生涯中毕竟是一次污点。所以，古希伯在临终前，一字一句叮嘱身边的人，要他们写文章把供春壶是仿品的事情公布于世，让世人知道真相。把真相和事实“扳过来”，不说假话，是古希伯这些壶艺前辈们所坚持的基本“壶道”。事实上，古希伯的“供春壶鉴定事件”是有现实原型的，其生活原型来自紫砂壶大师顾景舟先生的一次鉴壶事件。徐风在《布衣壶宗》一书中对此有详细记载17，《包浆》对这个人生细节进行了再次演绎。
古希伯的“壶道”和“人道”，在小说中既是一种超拔进步的价值观，也在无形中成为人们解决器物与生命、金钱与情义冲突时所效仿的行为伦理。比如“聊壶茶坊”里的龅瓜壶，从一出场就成为众人争夺的对象，后来潘阿明向叶朝贵借了一百万元未能还债，被叶要求以龅瓜壶来抵债，否则有性命之虞。叶云芝为了救侄儿，临终前提出用自己的茶园做交换，希望“我”和少求能够让出此壶，以此拯救被逼债的潘阿明。“我”和少求之所以答应将名壶让给潘阿明，不仅是因为叶云芝与葛家印的令人感伤的情感关系，更是因为对“命比壶大”的紫砂伦理的真心认同。而叶朝贵用一把壶抵消掉一百万的借款，他并没有真正得到这把壶，他费尽心机得到这把壶，是为了帮助自己的救命恩人陈药师渡过难关——陈药师的儿子因为做生意欠了别人很多钱，面临被债主起诉坐牢的险境。而债主是个收藏家，抵消债务的条件就是得到这把龅瓜壶。在这样一场争夺绝世名壶的过程中，“命比壶大”几乎成为众人自觉践履的一种准则，古希伯式的壶道在后来者身上得到了延伸。再回到这场争夺中，我们会发现，债主覃老板，处心积虑想得到龅瓜壶，也并非为了投机盈利或囤积居奇，而是为了情感上的救赎和告慰因壶而死去的父亲——争夺龅瓜壶的背后，其实又嵌套着一个坐吃山空以致把家里的名壶败光，年迈父亲由此被气死，继而浪子回头找回名壶，以壶尽孝，告慰父亲亡灵的感人故事。在这个故事中，我们看到了“命比壶大”的壶道，还有叶云芝倾尽所有搭救不肖侄儿的护犊亲情、叶朝贵对救命恩人的感恩之情、覃老板对亡父的愧怍之情等等各式人伦情感。
可以说，在《包浆》中活跃着的数十位形形色色的人物，他们年龄、文化、身份、性格有别，有着藏壶传壶买壶卖壶等不同动机，壶在他们眼里有着财富、艺术、名利、救赎、传承等不同意义，在鉴壶求壶买壶的过程中他们甚至也会尔虞我诈或不择手段。但总体上，《包浆》所塑造的古今壶林人物，基本上共享了一种类似的“壶界伦理”或“壶林道德”。这种伦理或道德大致是指他们在处理壶与人、器物与人道时，能够坚守求真笃实的信念，重视朋友信义和对他人的感恩，崇尚人在犯错时能够及时回头并以实际行动救赎自我、修复亲情，崇奉人的自我牺牲和隐忍精神，坚决捍卫并忠实实践人道大于壶利、命大于壶的伦理观念。这些伦理原则和道德准则在古希伯、裘至修、叶云芝、叶朝贵、覃老板等人的行为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可以说，《包浆》在深层上建构出了古南街及其周边壶林众生的一种普遍性的“情感结构”，这种“情感结构”以壶道和人道为核心，积极征用传统文化中的有益道德准则与价值观念，用以解决或调适当代社会中的个体与他人、人与物、人与自我的关系。
在“情感结构”的发明者雷蒙德·威廉斯那里，这一概念被用来描述某一特定时代“人们对现实生活的普遍感受”，这种感受包含着人们“共享的价值观和社会心理”18。这种具有普遍性的“情感结构”，在《包浆》中还有很多体现。比如，叶云芝在处理情感、家庭关系和双碟壶时呈现出的豁达坦荡和干净平静，令人感动。再如，葛家印和裘至修令人动容的情谊呈现出相当高的道德水准——裘至修参加工作之初，因为打碎一件文物而面临单位重罚。葛家印用名壶竹段壶做礼物向领导说情，使裘至修免受窑工之苦。但葛家印至死都没有向人透露自己的这种义举。再如，在崔蕴娴大师“真壶换假壶”的壮举中，崔大师由于当年拒绝接受表侄媳为徒，在拜托表侄媳夫妇代其把名壶送给领导时，被他们悄然调包。多年后真相大白，崔大师没有怪罪两个肇事晚辈，相反收了表侄子媳为徒，同时，用自己的真壶换回了张处长手里的假壶——在崔大师这儿，这是“把当年的错误扳回来”。即使精明市侩商人如丁如柏，也有类似行为。丁如柏本是一个唯利是图的商人，因为裘至修讲真话触犯了他的利益而向纪委告发，后来在众多事情尤其是钦子厚夫妇“捐壶事件”的感召下，主动在发布会上将自己收藏的十一把假名壶砸碎，并与裘至修握手言和。如果说叶云芝、葛家印、崔蕴娴、丁如柏等人的言行体现了达观坦荡、对朋友忠诚、崇尚真实、积极修复自我道德等美好人格风范，那么，钦子厚和葛少求夫妇在小说末的“捐壶”，则体现出了紫砂行业中令人钦佩的道德理性。对于葛家和其他紫砂艺术世家来说，如何在家族内部藏壶和传壶，如何让老祖宗的心血和家业代代相传，成为一种普遍性的问题。“我”经过老爷子的苦心挽留和临终托志、裘师父的精心教诲，以及大量壶林事件的濡染和历练，逐渐从一个散漫消极、对紫砂世界不感兴趣的局外人，慢慢成长为热爱紫砂且技艺逐渐精湛的紫砂从业者。面对紫砂名壶如何“传”的问题，“我”认识到单纯地将名壶藏东藏西，它们就是“吃灰尘的器具”，真正的“传”便是“捐”，捐出去让更多的人欣赏和养护。一个“捐”字，成为整部《包浆》的点睛之笔，所有的壶道在这个字中得到了精彩演绎，更得到了升华。从藏壶到传壶，再到捐壶，体现的是古南街从事紫砂行业者的一种文化自觉和认知变迁，而支撑人们这种行为选择的背后，是古南街众生对壶道和人道的真挚认同。
注释
1 王彬彬：《徐风的六朝气息》，《当代作家评论》2015年第1期。
2 徐秀棠、山谷：《紫砂泰斗顾景舟》，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2页。
3 徐风：《每个人都是写自己的宿命》，《文学自由谈》2019年第6期。
4 徐风：《天下知己》，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66页。
5 6 徐风：《最精彩的“包浆”是人，而不是器物——关于长篇小说〈包浆〉的对谈》，钟山公号2023年7月24日。
7 8 10 11 16 徐风：《包浆》，译林出版社2023年版，第179、176、393、204、395页。
9 何平、李锐、徐风等：《中国器物》，《十月》2023年第1期。
12 [英]毛姆：《小说要有故事》，刘文荣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110页。
13 [秘]略萨：《给青年小说家的信》，赵德明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113页。
14 刘恪：《现代小说技巧讲堂》，作家出版社2019年版，第19页。
15 徐岱：《故事的诗学》，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50页。
17 徐风：《布衣壶宗：顾景舟传》，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389页。
18 赵一凡等编《西方文论关键词》（第1卷），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7年版，第433页。
www.chinawriter.com.cn